到了清晨二点,我的汽油用光了。我放弃希望,回屋里睡觉。第二天早上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去滑雪。我坐上车,开进城里,买了一份纽约时报。路易斯维尔最后绝地大反攻,从落后十五分急起直追,最后以七五比七一大获全胜。
我赢了这场赌局了。我赢得了四千美元！我完全脱离困境了。
当我回到城里时,我打电话给卡迈因,问他该约在哪里见面付钱。通常每周的赌局在星期日结束后,赌 金的支付日都是下个星期二。卡迈因告诉我他下个星期二下班后会在第八十六街和第三街的交叉口和我见面,就在电影院的门前。我对于要去拿四千美元的现金感到很紧张。在纽约街头有很多人会为了四十美元割断你的咽喉。我可不敢想像他们为了四千美元会对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当时“教父”这部电影才刚上演,排队买票的长龙绕过了街角。当卡迈因拉高衣领、压低帽沿走过来时,我正站在戏院的屋檐下。他推开排队的人群走上前来,塞了四十张百元大钞在我的手心里。每个人都盯着我们看。我就站在大幅的电影海报旁,从一个叫卡迈因的马票商手中接过一大叠现金。我开始想像在我到家前会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来抢劫我,甚至把我给干掉。我禁不住汗流浃背,直到把那四千美元放进那本联邦税制的书中时才安下心来。
瑞奇有一个朋友名叫比利,他是在汉兹(HHentz & Co)公司工作的一名营业员。比利总是有不少的花样好搞。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我们三个人开车到沙拉多加(Saratoga)去玩。比利说他认识一个宣称可以控制比赛结果的赛马训练师。我怀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但是基本上不管你是在赌马还是在市场上操作,其实都一样,每个人都梦想能在事情发生前先知道结果。“比利,”我说：“如果那个家伙有什么动作的话,让我知道一下。”
到了下个月我们开会时,瑞奇把我拉到一旁去。“中尉,比利说他的朋友回又报出了一场比赛的明牌。有一匹马星期四会在水道赛马场跑第六场比赛,它的名字叫‘我的旋律’(My tune),他说赌这匹马稳赢。你要一起来睹一把吗？”
“这当然好啦！宝贝。”
星期一我前往银行,领出一千美元,然后把它夹到我的联邦税制书中。星期二时,我告诉秘书琼安,我在星期四下午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不要再帮我排其他行程。星期三,我买了一份每日赛马报导,并且欢天喜地地发现“我的旋律”的赌盘竟然是四比一,但是在星期四的早晨,我接到一通瑞奇打来的电话。“算了吧！中尉,”他说：“我们玩不成了,我们的马刚刚受了刮伤。”
接下来的星期一是哥伦布纪念日,但即使银行都没有开门,市场还是照常开盘,所以我还是进了办公室。我正准备要出门去吃午餐时,电话铃声响起。是瑞奇打来的。“中尉,我们又可以进场玩了。比利刚才听说我们的马要在第四场比赛时出赛。我们得马上赶到赛马场才行。但是有个麻烦。银行都没有开门,所以我们根本领不出钱来。你手上有现金吗？”
“有啊,大约一千美元吧！但我把钱放在家里了。给我一个钟头回去拿钱。”
“把钱全部拿来,如果有更多的话也一起拿过来吧！我们下午一点的时候在比利的办公室等你。”
这个赌马的机会又回来了。我打电话给我哥哥杰瑞,问他手上有没有更多现金。结果他也想要参上一角。“和我在地铁站见面,往城郊方向的月台上,半个钟头后见。”我说。我抓起西装外套,告诉琼安：“我现在得赶去开上星期四被取消掉的那场会议。这是很重要的会。如果有任何人找我的话,我大约会在三点或三点半左右回来。”
我下楼跑到地铁华尔街站,搭上了往城郊去的列车。我在四十二街那一站下车,和杰瑞碰面,问他拿了一百美元,然后又跳上地铁。我在七十七街那站下车,跑步到我那间位于雷克辛顿街(Lexington)和公园大道之间的公寓,从那本联邦税制书中抓起一千美元,再跑回地铁站,搭车回头到第五十九街下车。我的表上显示时间是一点零五分。汉兹公司的办公室就在五十九街和公园大道的转角上。瑞奇和比利正在大门外的阶梯上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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