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一群来自加州的美国国际医疗公司股票投资人向法院控告金字塔公司和我个人,他们在诉状中写道： 该公司的一名合伙人以及其证券分析师联手策划了一个“放空”该档股票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们假借“内线消息”的名义散播不实的错误讯息,其中反映出不利于美国国际医疗公司财务状况的各种数据。结果,导致这家拥有广大投资人的公司股价重挫,使得被告得以在低价买进以轧平其早先放空的部位。这是一件串谋好的计划,是一项为了打压美国国际医疗公司而进行的阴谋。 他们要求七万四千二百美元的损害赔偿以及七十四万二千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共计八十一万六千二百美元的赔偿金。金字塔的法律顾问表示我们不必担心,这个案子根本就不会成立,不过,事情也并不是那么好解决。至少乌兰诺斯不肯善罢干休。到了一月底,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的股价已经跌到二一又四分之一,总共下滑了将近五%。 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所举办的一场会议当中,乌兰诺斯痛骂金字塔公司、那篇报告和我。他赞扬美国医疗公司在上一季中获利成长二%的表现,并且告诉那些分析师们他的公司“从来没有发展过如此强劲的成长潜力。”他猛烈地指责这篇报告被外泄的过程,指称这是一份“地下刊物”,其中至少包含了七个最基本的错误,并且也具有许多“模棱两可,误导事实而且严重疏漏”的内容。他强调“这份不精确的报告,是两名年轻的分析师在和我面谈了二个钟头后的草率作品。” 失业救济中心 那些医疗管理产业的高级主管们,那些我往日的哥儿们,都不再提供任何资讯给我。我成了一个没有题材可以研究的分析师。更糟的是,在当时整个市场都处于空头状态中。小型股股价在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下跌。在一九七二年秋季中,惟一还能上涨的股票只剩下所谓的“灵巧的五十档”(Nifty fifty),那些都是法人投资机构的最爱,像是拍立得、柯达、和雅芳等等。这五十档股票担任了当时多头的主秀,本益比都高达五十到六十倍。一九七三年一月,道琼工业指数在一一七点作头,然后进入了美国开国以来最严重的空头市场。三月十五日,那个诉讼案因为缺乏宣判地点而被判不起诉,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由于整个市场都陷入了低迷的气氛当中,所以医疗管理类股只不过是众多惨跌股票中的一份子罢了。 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先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告诉我由于市场陷入空头走势当中,金字塔公司也面临了精减人事的压力。“马提,我很遗憾,但是我们只能请你另谋高就了。” 我惊讶地呆站在原地。我还以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合作伙伴,而在这六个月当中我也一直为金字塔尽心尽力工作。现在他们竟然翻脸不认人。但是我自己早该想到这一天迟早会来临。再一次地,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出卖了我。在史坦迪许被抓起来,并且承认他就是那个把我的报告外泄出去的人之后,华尔街里像丹·朵夫曼这一类的人开始公开质疑,到底金字塔公司的管理阶层有没有善尽他们监督的责任。大祭司和先知自然而然地为首当其冲的人。我是写了那份研究报告的家伙,所以很自然的就成了管理阶层的眼中钉。但是在那桩诉讼案还没有结束前,他们暂时不会动我,因为他们很清楚我知道太多可以毁掉金字塔的内幕消息。所以他们宁愿多付我几个月的薪水,等到诉讼案尘埃落定后再把我给干掉。 我当时只有二十八岁,在华尔街里还算是一个想法天真的小伙子。我是商学研究所的毕业生,但是在学校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是真正的“商学”。我的父亲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我的母亲是一名高中辅导老师。我主修的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安赫斯特那一套绅士般的教育在这里派不上用场,而我在海军陆战队学到的则是永远忠实,永远真诚待人。在昆恩·劳伯公司,我是整个团队的一员,法维业和布朗契顿则在背后监督和照顾我。我完全无法适应像金字塔那样的公司。在金字塔,你不能把防弹背心穿在前面,你得把它穿在背后才行。 我大概还有四万多美元的积蓄,所以并不急着另找一份工作。我决定在整个夏天休息一下,到我在汉普敦的度假屋去住一阵子。我在海滩上碰到了几个操作商品期货的家伙。他们说服我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去参观,他们在那里操作活牛和猪肉。我接着投资了五千美元和一个叫保罗·高斯坦(Paul Goldstein)的电脑狂合作,他借着和别人合租一部电脑期货操作系统来赚钱。高斯坦没有属于自己的电脑,所以他只好利用凌晨三点的便宜时段使用电脑。我也投资了二万美元在一笔俄罗斯的小麦期货交易上,这笔交易是我的老赌友瑞奇介绍给我的。瑞奇的期货营业员比利有一个大舅子,和华盛顿的某个家伙之间有热线电话,可以连系,因为那个家伙认识曾经到过俄罗斯的美国农业部官员,他们常常交换一些内线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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