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市场收盘之后,我接到约翰·李修打来的电话。不管在什么时候,约翰都会打电话向我询问对市场的看法。我告诉约翰我强力看多,而且已经持有多头部位了。到了十六日星期一,我在《贝伦周刊》上看到以下这篇短文： 当我们在上周五市场收盘后对传奇操盘手马提·舒华兹做访问时,他表示对于当天股市重挫一九点的原因并无所知。“真正开始令我感到烦心的,”他说,“是每一个人都在股市赚到了钱。从过去的事实来看,当市场在一年当中上涨超过三%的时候,情势就变得相当危险了。”但舒华兹,这位我们所知市场上少数富有而又诚实的操盘手,告诉我他在当天稍早才刚刚轧平所有的部位。“但我真的不认为市场的状况糟到什么样的地步,”他表示：“目前的利率水平比起八七年时要来得低,而本益比也比八七年要低得多。就期货市场的表现来看,或许股市在星期一要开低六十或七十点都很难。我目前倾向于仔细研究我的技术图,然后找进场点作多。” 约翰·李修简直就像是我的出版商似的。但是当你在市场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时,你说的话最好是对的。很幸运地,这一次我真的说对了。我在星期一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抢进那些我已经计划好要买的股票,像是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范尼·梅(Fannie Mae)和佛莱迪·麦克(Freddie Mac)等。这些都是在上星斯五的跌势中抗跌性甚强的个股,当市场反弹时,它们就会是带头一飞冲天的超强股。 根据八七年崩盘的经验,我预期市场会开低,但是当市场稍后出现反弹并且收高八八点后,我就开始轧平我的多头部位。到星斯二下午我开始将部位转向,放空史坦普指数期货。如果每个人都在买进时,就是买出的最好时机,而我又对了一次。我在星期三把所有部位轧平。就在我赴欧行程延后的一星期当中,我赚了五十万美元。 欧洲之行 约翰·李修在我正要出门赶赴机场之前又打了一通电话给我,问我在这几天做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在债券、股票和期货这三个市场中都大有斩获,但是由于我必须前往欧洲为我的海外基金筹集资金,所以不得不把所有的部位都轧平。当我舒适地坐在前往伦敦的头等舱的皮椅中时,我开始专心思考要怎么样才能说服那些国际投资人把资金投入我的基金里。 在克莱丽奇饭店的早餐会议进行得顺利极了。除了拉柯许·巴加瓦、保罗·桑德斯、凯文·布兰特和我之外,还有一位大型不动产开发兼国际性企业家谢克(Sheik)参加,他的父亲曾经是某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的市长；然后是一位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的地毯大亨；此外还有欧玛·凯扬(Omar Khayyam),他是某个主要中东银行的伦敦分行经理；以及施德霖·席克史潘斯(Stirling Sixpence),他是一家在美国以恶意购并著称的英国控股公司前任总裁。他们是怎么被找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我可是很清楚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只要有钱赚,把灵魂卖给魔鬼都不在乎的人。这是国际性商业行为的的常态。 我马上就对席克史潘斯很有好感。其他几个人都是拿他们家族里的资金出来投资,而我觉得他和我一样,是那种白手起家,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人。此外,在他执行过的几次购并案中,曾经买下过一支职业足球队。在六七年的暑假里,我曾经看过那支球队的比赛。那时我还只能坐在便宜的席位上,吃着洋芋片。而现在,在二十二年之后,我可是坐在克莱丽奇饭店,和这些大亨们一起享用着丰盛的早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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