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月二日,沙丹·海珊派兵入侵科威特。市场开始下挫,而原油期货的价格则一飞冲天。在股市很快重挫了十%时,普强的股价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下跌的走势中。我开始卖出史坦普指数期货来规避部分的现股风险,但这却让我陷入另一个星期的困境中,因为普强的贝他(Beta)值(单一股票和大盘指数之间的连动关系系数)已经因市场的变动而成为史坦普指数的两倍,但我却在后来才察觉到这个变化。基本上这表示大盘每变动一%,普强的价格就会变动二%。以目前市场下跌的状况来说,普强会下跌二%,所以如果我卖出总值四千万美元的史坦普指数期货,这一点也不够,我应该要卖出总值八千万美元的史坦普期指契约才封。 在八月中旬某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卖出了四百口史坦普期指契约,而市场开盘就跳空下跌。我在五分钟内就赚进了一百八十万美元,但是普强的股价也下跌了一又八分之七,使得基金在当天的整体表现只是打平而已。同时,真要谢谢沙丹·海珊,让原油和其他大宗物资的价格疯狂飙涨,使得琼斯、考夫纳和贝肯那些没有买进普强的期货市场玩家们因为作多期货而赚翻了。由于“金融专家”这本书的介绍,我得到了期货市场玩家的封号,但是我从来没有纯粹专做商品期货交易。我真正的专业是在史坦普指数期货,而它则代表了那个目前正在狂跌的股票市场。所以当那些市场高手们因为买进商品期货,趁着通货膨胀预期心理高涨之际大赚其钱的同时,我却只以卖出史坦普期指来锁住那一百万股普强所面临的风险而勉强打平而已。 到了九月中旬,我和一位主要的投资人做了一次年度操作绩效回顾。除了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和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之外,我另外替豪斯曼海外基金(Hausmann Overseas N.V.)——一家注册于荷兰安特列斯(Antilles)的基金操作五百万美元。我将这笔钱分开来操作是因为豪斯曼不希望将这笔资金和其他投资人的混在一起。他们希望所有交易都经由纽堡与柏曼(Neuberger & Berman)公司来进行。每个人都想和豪斯曼合作,看在五百万美元的份上,我同意他们的交易都经由这家荷兰籍的大公司来完成。 豪斯曼公司的十二位高级主管在六十五街和公园大道西南角的丽晶饭店订下了一个小会议,然后邀请所有的基金经理人和他们仔细捡讨操作绩效。我的房子就在公园大道离那儿不远的地方,所以我只要走短短的一小段路就可以到达会场。我挺着胸膛,昂首阔步走进那个会议室,然后说：“各位先生,我为各位操作得很棒。我在普强上面亏损了八%,但是以年度而论我还是保有十二%的净获利。以我目前持有的部位,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年将可以出现三%到四%的获利率。目前的问题是我的部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表现。” 那些豪斯曼的高级主管并不想听到这些关于普强的话题。他们开始拿我的操作绩效和琼斯、考夫纳、贝肯以及其他期货市场的明星操盘手做比较。“听着,”我对他们说：“我操作的不是期货基金。就像当初你们把资金投入时我就告诉过你们的,保护资金是我的第一要务。我只投入二五%的资金到期货市场。如果我把你们所有的资金都投入期货市场的话,我可以把财务杠杆放大十五倍,然后帮你们赚取一%的报酬率,或是把你们的钱全部输光然后去坐牢。”他们根本不买我的账。他们继续拿我和那些期货基金的经理人比较,因为我收的基金管理费和期货基金一样高。然后同样的戏码一直重复上演到十月份。在市场收盘后,我躺在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办公室的沙发上,等着我的国外投资人到来。我们坐在由奥黛莉精心挑选,围绕在大理石桌旁的名牌皮椅中。我告诉他们我为他们操作得有多好,而他们则告诉我琼斯、考夫纳、贝肯和其他人的操作绩效有多好。这一切真是令人沮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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