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到真的可以坐下来的时候,我被安排坐在费翁娜·毕格斯·德拉肯米勒(Fiona Biggs Druckenmiller)的旁边。由于我是这个交际圈中的新人,所以我对这些人并不是都很熟悉,但是在晚餐当中,我知道费翁娜不但是史丹利·德拉肯米勒的太太,也是巴尔顿·毕格斯(Barton Biggs)(摩根史坦利公司的首席策略分析师)的侄女。她和史坦利是在他们任职于德瑞弗斯(Dreyfus)公司时认识的,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发现费翁娜显然很知道要怎么和这些高手们打交道。 这场在鲁提斯的晚餐聚会比起商品公司的半年度操盘手餐会要有意思得多,甚至比在谢克那个位于查理一世别墅里的聚会还要棒。在那两个餐会中,会场中的人相当多,而在这个餐会中,我却是少数与会的菁英人士之一。整个晚餐当中,我都不断地对自己说：“这里是我真正属于的地方。这里是我真正想到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我要为别人操作资金的理由。”但是在整个晚餐之间,有另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的另一个耳朵里嚅嗫着：“马提,明年你会在麦当劳和尼尔一起吃晚餐,除非你今年能够反败为胜。” 午夜过后我才回到家中。简直累得要命,但却没办法入睡。我的思虑飞腾。我知道如果想要继续持在市场高手的阵营里,必须做一些重大改变。朱利安·罗勃森、史丹利·德拉肯米勒、李昂·列维、琼斯、考夫纳、贝肯、索罗斯都是市场中的高手。我能够和他们任何一个人平起平座,我的基金规模可以和他们的一样大甚至超越他们。我得多赚点钱,我需要改善我的操作绩效。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我的交易助理艾莉森·布朗(Allison Brown)：“我要你帮我每天卖出二万五千股普强,直到我们的存货都出清为止。我要在今年底之前把这个部位完全出清。”只要这个高达四千万美元的包袱还在我身上,我就铁定没有办法达成投资人期望的报酬率。如果我以每天二万五千股的幅度来调节掉这个部位,我想不会把普强的股价打压得太严重,此外,如果那家瑞士药厂真的开始他们的购并行动,我还是有机会享有部位的涨幅。“内线”史基尼不停地告诉我：“这事马上就要宣布了,马提,不要卖掉那些股票。我知道这的确是拖得久了一点,但这些事不就是一直都会拖得比较久的嘛!” 接着,我坐下来为十一月一日要寄给投资人的信打草稿。如果他们希望我操作的是期货基金,我就帮他们把基金转型为期货基金。在我的信中,写道： “展望一九九一年的发展计划,我已经决定要为沙伯林纳基金进行几项改变。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将基金在期货市场及股票市场的投资分配比例分别由一九九年的二五%比七五%改变为五%比五%。我们有几个理由做这项改变,第一是我们今年的获利绝大多数来自于期货交易,我们以一六五万美元的投入资金赚得了一二万美元的获利,相当于六一·八%的报酬率。做这个改变的第二个理由是来自许多基金投资人的要求,他们希望投资有更高的波动性,并且愿意承受伴随而来的风险,以追求更高的潜在获利。 第二个重要的改变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快速变迁,投资人只要支付一%的账务费用,就可以在年中抽回投入的资金。 第三个重要的改变是一个“到价出场”的运作模式,一旦基金的操作产生年初资金总额三五%的亏损时,基金将自动停止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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