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发觉如果能够在十一月份有良好的绩效表现,或许就可以保住大部分的投资人。到了十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三点半时,我再也忍不住了。在那个星期中,我和亚伯特·贝克渥(Albert Backward)、伯纳李·巴福(Bernard Le Buffoon)、海默·谢斯可夫(Helmut Scheisskopf)以及皮耶·莫德(Pierre Tete du Merde)等几位最重要,也是平常最支持我的客户见面。现在我的时间被分割得零零散散的。我以前为自己的资金操作时,从来不在营业日晚间出门,而那场在周一于鲁提斯餐厅举行的餐会,以及十月份以来和客户的密集会谈简直把我累坏了。我整个白天都投入史坦普期指的交易,并且在那周之中赚了十万美元,但以我所承受到的压力来看,这种获利根本算不了什么。在十一月二日的早上我收到一封由乔治·葛兰诺里斯(Georges Grenouilles)从日内瓦发来的传真,里面只写着：
请惠予协助将本人于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中之持分赎回。万分感谢。
其实有两个投资人在十月份就已经通知我,准备赎回他们的基金持分,但是他们都有其他的理由。这封传真代表的是第一个因为对我的投资绩效不满而决定赎回基金持分的投资人。
我好像要病倒了
我累得倒在沙发里,连起身看市场收盘状况的力气都没有,只想好好睡一觉,但是我的一位老朋友麦克·施密斯(Mike Schmeiss)正要前来拜访我。麦克打算要经营自己的基金公司,所以想向我寻求一些建议。当他在五点半到达时,我告诉他我之前是如何募集资金的,并且让他看一看我在过去一年中的操作绩效,当他准备离开时,我对他说：“利用他人的资金是你想要赚大钱的不二法门,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坏处。每个人都在身后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而永远没有一个人会对你的绩效感到满意。他们总是不断打电话来问东问西的,‘我的资金操作得怎么样啦?’不管你对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总是贪得无厌。”
到了周末,我一直睡到上午十一点才起床。奥黛莉已经带孩子们去参观一个书展了,而我则打算中午去那里和他们会合,但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因感冒而病倒了。我知道必须努力对抗病魔,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生病,有太多事情要做。我得补画技术图,计算各项技术指标,并且想好星期一要采取的操作策略。
当我到达书展现场时,气温上升到暖和的华氏七十五度,但我却热得满身大汗。在我走进会场,我觉得头晕,而且痛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办法继续迈出脚步。这个书展当中到处都是老师和阖家光临的人潮,里面一点空调都没有,一大堆小孩在我四周奔跑、嬉戏、推挤、尖叫着。我不知道是否有力气走上阶梯。这些年以来,我的体重已经增加到二八磅,比在陆战队时苗条那付而结实的体型重了二十三磅,我现在可是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每一磅肉在我身上所造成的负担。
奥黛莉和我在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等于是在出差,晚上我们到六十八街的戏院去看一部名为“Reversal of Fortune”的电影。戏院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在戏院大厅里有一个写着因为岁修关掉空调,并向观众道歉的告示牌。在等电影开演的时候,我就已经汗流浃背。或许我应该在看到电影看板时,就推算出进了戏院会遇到的状况,可是我已经病得没有办法去做任何联想了。奥黛莉想带我回家,但是我并不想照做。“算了吧!”我说：“我们已经付了电影票钱了。我能挺得住。我很悍。我是陆战队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