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了星期日,我躺在沙发上研究技术图,为星期一的操作做准备。我觉得身体状况糟糕透了。十月过后,我该去度个假的,但是如果我想要保住投资人,就没有时间去度假。我确信如果能在沙发上打发一整天的话,就能够在下周上工前得到充分的休息,可惜天不从人愿。 十一月五日星期一,我一起床就感到喉咙沙哑、全身酸痛。“去他的陆战队!”我跟奥黛莉说：“打电话给啥克曼。我得去看医生。”我和家庭医生雷蒙·哈克曼(Raymond Hochman)约好十点钟门诊。他说我被病毒感染,开了一些含抗生素的处方,命令我躺在床上休息。我吃了抗生素,但却没有办法休息。我得继续为沙伯林纳基金操盘,得在这个月赚到一笔大钱。可是我根本累得没办法交易,所以倒在沙发上收看“金融新闻网”(Financial News Network)。 到了星期二我还是只能整天倒在沙发上看金融新闻网。我试着做了几笔交易,但是都不成功,总共赔了三万美元。到了下午五点半,背后和胸前的疼痛已经到了令我难以忍受的状况。这是我一生中头一回怀疑自己快要死了。奥黛莉打电话给哈克曼,但是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五点,所以他已经回家了。他的服务人员帮我安排在六点半给急诊医生辛(Singh)医师看门诊。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然后栽进一部计程车里。 辛医师直到七点十五分才出现。当他终于看到我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五度,心电图读数也相当不正常,医生劝我最好住院做深入检查。讽刺的是,正如我和人面狮身在十八年前所预测的一样,真要感谢健康保险和医疗给付制度,让每个挂急诊的人都得待在急诊室外面等待,即使我付了数以百万计的税,而且只住在八条街的距离外,还是因为没有房间而无法住进纽约市立医院。我被推进急诊室时,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做。除非你被枪击、被刀刺伤或是发了精神病,否则急诊室里的工作人员根本连正眼都不会瞧你一下。 辛医师照理应该在我们之后立刻赶到医院的,但他再一次迟到了,直到九点十五分左右还没出现。奥黛莉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他的助手说他因为有事耽搁了,但是请我们不要担心,医生正在赶来的路上。可是他仍然没有出现。到了十点整,我已经气得没有心思去害怕了。“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告诉奥黛莉：“我恨这个鸟城市!”我那一夜就在厨房的桌子上抱着四个枕头勉强入睡。我的姿势看起来就像一个虔诚祷告的修道士,但这却是我在当时惟一能够用来克服肺部压力的方法。 到了星期三,我的病情一点也没有好转,在读完两封刚收到的传真后,觉得更糟了。其中一封传真是来自伦敦的亚伯特。贝克渥,另一封是来自巴黎的皮耶·莫德。第一封的内容很唐突： 请将本传真视为本人赎回所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持份之正式通知。生效日为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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