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下一步该怎么走呢?我得离开纽约。兰迪斯是对的,我已经对交易这件事完全上瘾,不可自拔了。如果我还留在纽约,保持原来的生活型态,继续和那些老朋友来往的话,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走回头路,继续沈溺在和波奇那种人竞争的状态里。除此之外,我对纽约那寒冷而灰暗的天气也感到厌倦,希望能够到一个温暖而风光明媚的地方去。我决定要把自己从谷底拯救出来,我要把全家搬到佛罗里达。 要改变我的生活型态,并且完全切断和纽约之间的关连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奥黛莉和孩子们都不想搬家。他们这一辈子都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中,对佛罗里达能有什么了解?佛罗里达是一个最适合退休人士居住的地方,而我才四十八岁而已。其实我心里也有一大半的成分是不想去的。搬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麻烦,我得把公寓卖掉,把公司和办公室也搬走,搬运塞满了十二个房间的家具,买一个新房子,重新装潢,在房子没弄好以前我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以交易,我得再买几部新车,替孩子们找学校,办保险,开新的银行户头,还有其他几百样数不清的事要办。而且我真的很想念纽约,那些美术馆、博物馆、我那幢海滨别墅、华尔街的市场脉动、“内线”史基尼以及其他的老朋友们。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纽约,如果我出门想叫部计程车,当老天帮忙且不下雨时,或许可以叫到一部,否则就得等上一辈子的时间才叫得到。除此之外纽约市也充满了噪音、垃圾,随时有人会挡住你的路向你借个火,每个街角随处可见要饭的乞丐,警车的笛声整天在街上呼啸而过,而且除了砖块和柏油路之外你几乎看不到别的东西。砖块和柏油路,那就是纽约的代表性景观。 在一九九三年六月,我们卖掉了公寓,正式搬到佛罗里达,那里安静而且清洁。那里的驾驶人总是谦让有礼,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八十多岁的关系吧。在那里没有拦路的抢匪,没有满街的乞丐,没有水泥丛林,没有垃圾,放眼望去都是穿着轻松服装的老先生、老太太以及翠绿的棕榈树和湛蓝的海水。我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环境。奥黛莉有一幢新房子可以忙,孩子们有新的学校和新的朋友要适应,而我则搬进了一间明亮、干净,而且可以 遥望大海的新办公室里,放下所有的窗帘,看着荧幕,继续打电话给芝加哥交易所里的汤米·考林斯。 这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劲。我打电话给兰迪斯：“大夫,我这么大费周章,结果好像只是让我自己从纽约那个黑漆漆的办公室,搬到佛罗里达的另一个黑漆漆的新办公室而已嘛!” 兰迪斯给了我另一个心理治疗师的电话,他想这或许能给我一些帮助。我和这位新的佛罗里达医生约了个时间见面。经过几次门诊后,他对我说：“马提,你太严肃了,你的太太也很严肃,而你们也把孩子们教得愈来愈严肃了。你们现在是在佛罗里达。去打打高尔夫,到海边坐坐,读本书,放松一下吧!” “我们当然很严肃,”我说：“人生本来就是严肃的。你知道,你可能赢也可能输,但是赢比输可要好得多了。你得取得胜利,才付得起钱找个心理治疗师来修理你。”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都在付钱、付钱、再付钱给心理医师来发掘我内心深处的问题。我从这当中发现到一个人没有办法在一天中同时当一个好儿子、好兄弟、好丈夫、好父亲,而且还同时当一个好操盘手。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且希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但是要照我的方法来从事交易的话,每天就得花十四个钟头在工作上。随着我年纪愈来愈大,我开始试着要用一些取巧的方法,例如找个助手来帮我画技术图、打专线电话,或是和结算公司查对我的部位,可惜这些取巧的方法都没有用。我拟定计划,建立了一个理想中的机制,并且调整它试图使它臻于完美,可是到头来我反而受制于它。 |
 |
